世新中文 ‧ 文學概論教室

文學概論

Fall 2015

文學vs. 社會、思想

文學與社會：

文學是一社會機構，以語言作為它的媒介，是一種社會性的創作。文學「具現」represent「生命」Life；而「生命」大體而言就是一社會現實，甚至自然世界和個人的內在世界或主觀世界，也一直是文學「模仿」的對象。

Marxist critics基於非文學的政治和道德標準，從事評價性的「批判式的」(judicial)批評。討論文學與社會的關係，通常源自De Bonald的話──文學是表現社會的──來做起點。如果它假定文學在任何特定的時候，「正確的」(correctly)反映當時的社會環境，那它就錯了。一個作者不可避免的表現他的經驗，和整個生命觀念，但要說他完全且詳盡表現整個生命──或甚至某一時代的整個生命，就顯然不是真確的。在大部分社會派文學批評中，他們似乎意指一個作家應該認識特殊的社會環境，譬如說，認識無產階級的惡劣環境，或指一作家應該與批評家有相同的特殊立場和意識形態。

Hegel, Taine一派，作品中所表現的或社會的偉大性，簡直就與藝術上的偉大性相等。藝術家傳達真理，而且必然也傳達歷史和社會的真理。藝術作品可作為「文獻，因為它們是紀念碑」。「代表性」或「社會真理」，以定義言，兼是藝術價值的果和因。對一個現代社會學家來說，平庸的中級的藝術作品雖是較佳的社會文獻，但對Taine來說，則是無表現力的，也因此是無代表性的作品，文學的確不是反映社會進程的，而是所有歷史的精華，摘要和大綱。

作家的背景：有一種研究作家與文學此一行業和制度的社會學，此即文學生產的經濟基礎，作家的社會出身和地位以及其社會意識形態整個問題，這個問題可在文學以外的宣言和活動中去研究。著重作家的社會出身、家庭背景、經濟地位可以，但作家的聲言、決定，與活動、真實永遠不該與其作品中實際的社會意味相混。Balzac雖然承認同情過去的秩序、貴族政治和教會，但本能和想像力卻更喜描寫那些貪得型的人，即投機者或中產階級新生強人。

中世紀時，寺院靜室中有僧侶；宮廷或爵爺城堡中有南歐抒情詩人；作家不是教士就是學者，或吟唱者賣藝者吟游詩人。→→文藝復興時，興起獨立作家，人文主義者，到處流浪，為不同的養主工作。→→較後歷史中，文人一反由貴族或由不名譽的patron支持，改由出版商支持，出版商形同讀者大眾的預言代理人。→→19世紀印刷品的傑出特徵，不是通俗化或平庸性，而是專門化。這種印刷品不對劃一或同類的民眾而發，乃在許多類民眾之間選取，而且根據作品的許多主題、興趣和目的來選取。→→研究文學和作家的社會地位的經濟基礎，勢將捲入研究作家面對的讀者觀眾，和研究他在經濟上對這些讀者觀眾的依賴等問題。甚至那些支持作家的貴族養主(patron)，也是一種讀者，且是難於討好的讀者──要求人身奉承，且要求作家與貴族的傳統看齊。在美國，專為疲乏生意人寫替代性的閑適和消磨時間的作品的女士，成為文學趣味的有利影響者。

政府對文學做各種不同程度的支持和培養，政府對文學的眷顧當然就是控制和監督的意思。極權國家：壓制、禁書、審查、檢發證照、處罰，或就其鼓勵「血與土」(blood and soil)的鄉土主義，或蘇維埃的「社會派寫實主義」來說，都是負向的影響。國家是沒法成功創立一種文學的，一種既與國家意識形態上的特殊要求符合，而又不失為偉大藝術的文學。

有關一本作品的成功、流存、和再度流行的變化情形，或有關「作家地位和聲望的變化情形」根本就是一個社會現象。

現代作家的孤立現象可自Bohemia, Greenwich Village等人文社會得到說明。

蘇俄社會主義者相信藝術家必須敵視他們的社會。

作家不僅受社會影響，他也影響社會。藝術不僅重視生命，也塑造生命。人們可根據作品中虛構的英雄和女英雄模式而鑄成他們的生活方式。Dickens是否促成青少年學校和貧民住宅的改革？Gone with the Wind是否改變美國北方讀者對戰爭的態度？

文學與社會的關係最普遍的原則，就是把文學當作社會文獻來研究，把文學當作社會現實的寫照。這種態度成就這樣的論文→「19世紀美國小說中的地主與佃農的關係」、「美國小說和戲劇中的水手」、「20世紀小說中的愛爾蘭美國人」。不過這些研究似乎沒什麼價值，因為它們都以為文學簡直就是一面生命之鏡，故此，顯然即是社會文獻。一如所有文學，戲劇並不乾脆就是文獻，它們是具有定型人物(stock figures)，定型劇情，具有舞台式的婚禮和婚嫁財產的舞台式條件的戲劇。文學只在一社會脈絡(social context)中才會產生，文學是某一個環境中的文化的一部分。Taine的著名：「race種族, milieu環境和 moment時限，文學三環說」，實際指引學者對環境做廣泛研究。Hegel：spirit精神，是歷史上唯一的推動力量；Marx：生產方式解釋一切。文學並不總是反映，至少不是直接反映一個時代的工業上的轉變，工業革命只在19世紀40年代才見於英國小說中。

Vulgar Marxist：作家是中產階級的人，喊出對教會和國家反動和積極的意見。走入無產階級的中產階級作家永遠被懷疑忠誠度。

有些偉大的文學作品與社會一點關係也沒有，社會文學只不過是文學的一種而已，而且在文學理論言，它並非正宗的文學──除非一般人仍認為文學基本上是生命的「模仿」，好像文學本身就生命的模仿，且特別是對社會生命的模仿。但是文學並非社會學或政治學的替代品。文學有它本身的辯白與目的。

文學與思想：

文學通常被認為是哲學的一種形式，是有「形式」的「思想」；分析文學乃是要析出領導潮流的思想。文學研究者因此被鼓勵去簡述和抽取文學藝術作品中的主要思想。相反的觀點，則否認哲學與文學有任何關聯。Eliot：莎士比亞或但丁都不曾真正的思想過。假如我們分析一首以哲學思想著名的詩，我們常發現其中共通的地方都只是言及人類的死亡或命運的無常。把一件文學藝術作品簡化為義理上的述辭，或斷章取義，那是誤解了作品的獨一性(uniqueness)，也就是說，這種做法肢解作品的結構，和誤用相反的價值標準。

History of Ideas 派，Lovejoy所提倡的特定研究法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自Plato 到Shelling等哲人對自然的觀念，探索各種不同形式的思想中的自然觀念，包括狹義哲學、科學思想、神學以及文學思想形式等。Lovejoy把哲學史侷限於研究大思想家，思想史則兼及研究小思想家，兼及詩人；他認為詩人與思想家一脈同宗。Lovejoy的方法是對大部分思想家過分抱持主知主義intellectualism而做的一種反動。其方法確認思想通常取決於其假定，取決於或多或少的潛意識的精神習慣，確認人們在採某些思想時，受到他們對各種形上的悲哀感受所影響，而且也確認思想往往是些關鍵語。

Spitzer對Lovejoy的思想史有很多不贊同的地方，他以研究「環境」milieu、「氛圍」ambiance和「氣氛」stimmung等提出卓越例子，說明如何把學術和語意學的歷史結合起來。

文學批評史簡直就是美學思想史的一部分。

英國文學史反映了哲學史：伊利莎白時代的英詩就瀰漫文藝復興期的Plato思想。Wordsworth詩中有康德思想痕跡。Shelley初期受法國18世紀哲學家影響，後期則受Spinoza, Berkeley等影響。在德國，哲學與文學相合常常極其密切，Fichte, Shelling, Hegel等。俄國Dostoevsky, Tolstoy被認為是哲學家和宗教思想家。

然而，詩是否因其更具哲學性而顯得更佳？

德國Rudolf Vnger(採Dilthey的觀念)：文學並不是把哲學性的知識翻譯成意象和詩律後的結果，文學所表達的是一種普遍的人生態度，詩人通常不成系統的回答了一些也屬於哲學主題的問題，且認為這種出於詩的形式的回答，會因時代與思潮的改變而有所不同。命運的問題、宗教、自然、人的問題等。詩人僅能算──套Sidney的話──「正當的大眾化哲學家」。在研究個別作家時，昂格Vnger主張不要把作家的態度與思想縷述得那麼著實與明白，故此减低把藝術家作品的內容孤立與簡抑為純然散文述辭，純然一條公式的危險。

時代精神：德國人心目中有特殊意思，假定每一時代具有其「時代精神」time spirit，一個時代的精神。以時代精神來解釋文學上的變革，一旦在這種時代精神變為神話的一體，而且變成絕對的，而且不再作為隱晦和困難的問題的指標時，就顯得極謬誤。文學研究者不該考慮這些歷史的哲學，和文化的終極完整性寫的大規模問題，相反， 文學研究者應該集中注意力於尚未解決或甚至未曾被充分討論的問題，例如：思想實際上如何滲進文學之中。歷史上有大堆說教詩didactic poetry，這些詩中思想直接說出來，或以比喻或寓言裝飾起來。

藝術家有過多意識型態而不能消化的話，反受其害。

思想白熱化時，人物具現象徵思想，但這是否是藝術最高表現？

詩不是哲學的替身，詩有其本身的辯白和目的。